“我观察中国大陆的文人诗词，几乎全是末流之作，尤其是一首被广泛推崇的‘蝶恋花’，实际上连一句通顺的话都没有！”
谁能料到，曾经被誉为诗词大家的毛主席，也会遭遇如此尖锐的批评，而这番指责竟来自于著名学者胡适。
1959年，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，在他的文章《自由与容忍》中，专门开辟一节，对毛主席所作《蝶恋花·赠李淑一》进行了严厉的点评。
“我失骄杨君失柳，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。问讯吴刚何所有，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，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
这首词，是毛主席亲笔所写，不仅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缠绵情怀，还将感情细腻地升华到了宏大气势中，婉约中带着磅礴之势，自然赢得了无数诗词爱好者的青睐和追捧。
一方面是被公认为诗词大家的毛主席，另一方面是久负盛名的学者胡适，他究竟出于何种用意，竟要公开猛烈批评毛主席的这首词？难道这首词真的如他说的那样“句句不通”吗？
展开剩余84%众所周知，毛主席的革命道路始于读书。早年间，毛泽东离开湖南，来到北京，正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中国进步青年中的领军人物之一——胡适。
1918年，在恩施杨昌济的引荐下，毛泽东来到北京。经过推荐，毛泽东得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。
这份工作虽轻松，却有一大优势——能够自由阅读大量书籍，并有机会与进出图书馆的进步青年交流思想。
杨昌济显然看中了毛泽东的潜力，特意帮他接触这些青年。
在这里，毛泽东与胡适初次相识。起初，毛泽东只是个普通管理员，而胡适等则是当时文坛风云人物。毛泽东读了胡适的文章后，深感钦佩，内心充满向往。
多年以后，毛主席回忆起那段北京时光时，常感慨胡适展现出的文人风骨和进步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胡适文化素养极高，写作引经据典而不显生硬，他提倡白话文，推动了现代中文文学的诞生，对年轻一代影响深远，毛泽东便是受益者之一。
1919年8月，毛泽东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刊发了一篇文章，恰巧被胡适看到。
“好极了！这位兄弟思想卓越，眼光远大，言辞坚定，是难得的人才。”胡适由衷称赞。
随着毛泽东名气渐起，二人开始交流文学和进步思想，毛泽东在胡适身上学到很多。
虽然未及至深交，但彼此已成为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。
遗憾的是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二人在抗敌立场上出现分歧。
毛泽东主张“全面抗战”，强调全国一致对外，毫不妥协。
而胡适却不赞成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生根，试图引入从美国学来的“自由民主”，这导致他在抗战主张上受到诸多质疑。
抗战结束后，国共两党矛盾激化，国共内战即将爆发。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和失败令民众痛苦不堪。
面对蒋军的进攻，毛主席采取果断反制，战火重燃大地。
而此时，胡适却多次向毛主席及党中央发去电文，呼吁“不要用武力，支持国民党统一，早日归还和平”。
这明显偏袒国民党一方，使得胡适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逐渐疏远，最终形同陌路。
国民党失利后，蒋介石带残军逃往台湾，胡适也离开美国来到台湾。
最初，毛主席多次邀请胡适返大陆，希望他能继续为中华文化贡献力量。
但胡适与毛主席的政治理念存在根本分歧，他宁愿留在台湾担任“大陆研究所所长”，也不愿回到大陆。
“大陆文物出版社印刷的毛泽东《诗词十九首》，共九页，真是肉麻至极！尤其是‘全国文人’热捧的《蝶恋花》，一句也不通！”胡适直言不讳。
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，毛主席的诗词广受欢迎，既因其特殊身份，也因其深厚文化积淀。
然而这套诗词传到台湾，却引发了胡适的公开批评。
胡适认为：“古体诗词讲究韵脚，这首词从头到尾都没压韵，韵脚不通！”
他忽略了古体词中“破韵”的现象，严苛苛责到了极点，甚至称大陆出版的毛诗词是“阿谀奉承”的产物。
远在台湾的胡适对毛主席多有偏见，不仅针对《蝶恋花》，早在多年前他对《清平乐》、《沁园春·雪》等诗词也屡次挑剔。
但胡适指责的始终是“细节”，从未质疑内容的深意和思想价值。
这也侧面证明了毛主席诗词的高超造诣，胡适只能挑剔枝节，这些所谓的“毛病”其实并非实质错误。
胡适对毛主席的偏见，既可视作“文人相轻”，也反映了两人政治立场的根本分歧。
无论胡适如何批评，都改变不了毛主席在诗词及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。
如果胡适能接纳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，而非一味追求“自由民主”，或许他还能为中国文化作出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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